这一功能是审判机关作为宪法体制独立机构的根基所在。

我国处于改革的深化期和经济的转型期，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树立了以海兴国的观念。随后又于2008、2013年补充了两期《海洋基本计划》，三者共同构成了一套与日本海洋战略相匹配的完整的海洋基本法。

而从我国海洋发展需求角度分析，2010—2016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指数年均增速5%，海洋科技产出成果不断增多。《海洋基本法》作为海洋相关领域的统领性的法律，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上体现出国家这些战略方针的大致走向，并且要能够适应未来战略的发展空间。该法是为了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整治近海地带而制定的。《海洋基本法》作为我国首部统领性的海洋法律，在定位上有必要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以形成维护我国南海权益的良好态势。南海地区聚集了多个海洋新兴经济体，南海各声索国以连横合纵的外交在我国与美国之间周旋，以期扩大自身海洋经济利益。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渠道需要大量潜存于社会体中的极具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个体与局部的流入，以将定位渠道二元性的力量和建设发挥到最佳水平。该公告的发布帮助美国在大陆架问题上先声夺人，抢据先占优势，也为各国对大陆架的争夺拉开了序幕。我们在制定制度前，要先搞清楚目前到底有多少种形式的腐败，多少种类型的腐败，把底数搞清楚，把情况弄明白，然后再来探讨应对和解决每一种类型腐败的办法和制度。

[18]《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即古时所谓灭心中贼，今时可谓净化灵魂，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使为官者不想腐。公权力是国家机关行使的权力，但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执政党直接行使部分国家公权力，如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重大决策等。[10] 其二，监察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严格遵循程序。

《监察法》对立法目的共用了上面五句话表述。[6]参见《监察法》第4条。

这一原则中的宽严相济是指对公职人员的惩戒，要全面考虑违纪违法公职人员行为的性质、目的、动机、手段、对社会的危害等诸多情节，该严则严，该宽则宽，不能一味严惩。[19]引自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十三部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的(六)夺取反腐斗争压倒性胜利这一段。因为监察机关办理监察案件，需要对监察对象行为是否违法、违纪(违纪是广义的违法)进行审查。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人不太多，阻力会小一些，也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

第一步先核查已经申报的官员的申报是否真实，如发现其中有瞞报、假报的，可以把他们的情况先公布出来。他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必须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崭新的国家监察机构。《监察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下述九项：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原则。不敢腐主要解决治标的问题。

有关机关和单位依法协助原则。【期刊名称】《比较法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法 反腐败 。

我们媒体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的曝光、监督，目前力度还是小了一点。那么，监察机关提请复议，受理复议的上级检察机关是否可作出最终决定？另外，《监察法》授权监察机关采取的某些较严重涉及被监察人人身权、财产权的调查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搜查、通缉、限制出境等，但没有明确规定作出这些决定的主体和程序：这些决定是由监察机关调查人员作出，还是由监察机关某一主管负责人作出，或者是应由监察机关全体负责人集体决定作出？如果是特别重大的查封、扣押、冻结、搜查决定，是否应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如果立法不明确规定主体和程序，就可能发生滥用这些调查措施、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风险。

第四个基本路径是要进行制度设计。[9]参见《监察法》第53-56条。宪法、组织法和人大代表法和《监察法》都规定了质询制度，但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很少启动。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监察法》第1条的条文虽未做此表述，但审视《监察法》的整个内容，这两个目的在《监察法》的各个章节和具体规定中都有明显体现。《监察法》立法目的表述的第二句和第三句话是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这项基本原则。[7]参见《监察法》第15条。

这里的个人，包括监察系统内部的人员，凡是非相应案件的办案人员或负责人，即使是监察机关内部的领导干部或其他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果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均应记录在案并追究责任。这样，不但对这个瞞报、假报的官员是个震慑，对其他的官员也是个震慑。

无论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还是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都是为了深入开展和全面推进反腐败。同时它又非完全是现实中的客观，而只是法律上的客观，因为任何确凿证据都不可能完全重现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事实，更不要说任何确凿证据的确凿度并非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案件对证据的确凿度有不同的要求。

制定《监察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第四，法治反腐(制度反腐)。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4]参见《监察法》第2条。

(九)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原则 本项原则的法条表述是：国家监察工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治腐败，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这个制度确实涉及面很大，实行起来会很困难。

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原则。监察机关是国家设立对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的专职机关，监察人员是专门行使监察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

因此，《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在其内部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监察人员进行监督。监察机关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凡是要取得其协助的机关和单位都属于这项原则规范的主体，都具有依法提供协助的法定义务。

这样既能够保护新闻监督的自由，又能够保护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六)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则 适用法律平等原则是宪法平等原则对监察活动与监察行为的必然要求。[2]该五项重要意义分别是：其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当然，涉及讨论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事项的会议除外。

总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中国国情，精心设计各种反腐制度，并在制度运作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完善，使之真正发挥治本作用，同时兼及治标，力争达到标本兼治的最佳效果。为准绳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

其二，各级监察委员会均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各级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进行监察活动，涉及对监察对象违法、违纪事实的认定，涉及对他(她)们的违法、违纪行为适用法律和作出处理决定，当然同样应该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平等对待监察对象，不歧视。三是加强法治道德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不想腐的自觉。